無畏的旅行

不仅仅是社会控制减弱造就了性革命 20世纪的中国，整个国家不仅仅在社会体制上开始了重大的转变，进入从农业到工业、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而且最关乎自身的性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以用“性革命”予以冠名。通过实证调查，潘绥铭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这表现在性爱抚总量的增加、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方面（潘绥铭，2008:3）。潘绥铭（2011: 25~27）认为性革命的发生有社会控制放松、“陌生人社会”形成社会背景、个人再次张扬三方面的社会背景；性与政治分离、爱情高于婚姻理念的确立、社会的年轻化成为催生性革命的三大助力。方刚（2011）以多性伴侣行为为研究对象，进一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得出，由于正式控制力量的衰落，引起了非正式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减弱，从而是的多性伴侣行为得以发生。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必然导致性革命，资本主义道德被推翻必然会被新的自由道德取代。这种前提是由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对性进行压抑的，所以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改变社会结构才能获得性的最终解放。正如1949年后中国没有设立通奸罪，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性的开放程度上更高。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在号称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性的革命最终却失败了。 Wilhelm Reich（1986） 认为苏联的性革命受阻，甚至向独裁主义道德形式倒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性成为革命的附属，出现了“无性文化”。所以，滑稽的场面出现，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甚至走向资本主义，就成了性革命的希望。然而，是否社会控制的强/弱就导致了性的压抑/革命呢？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是市场化的进程。如果我们将市场化进程考虑在内，性行为的开放化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控制的宽松，资本市场的力量在此种应当起着一种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中的性消费 1949年之后，与性相关的产品被归为计生用品，而且相关的产品也围绕着避孕，这就使得性产品成为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所管控的资源。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正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性产品开始与国家脱离，进入市场。1993年3月23日，在北京赵登禹路143号出现了一家名为“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商店，其销售的性产品包括带刺的避孕套、延长勃起时间的“神油”、震荡器、仿真阴茎，这些大部分人之...

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民主自由的西方意识形态蔓延到各个角落。由此带来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被打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应全球市场化的潮流纷纷步入了“后”时代，而中国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仍然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里高度集体化与政治化，毛时代的形式与话语在这里存留并且继续发扬光大。在市场化转型的今天，这些景象是很难看见的，怀旧的人必然喜欢这里，所以这个村子也红红火火地搞起了红色旅游。可以，这里不是博物馆，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区。 期刊网上有许多关于南街村的文章，但绝大多数不过只是琐碎的游记或者新闻纪实，能在理论上将这个村子讲明白，也就是真正能称之为“论文”的东西寥寥无几。刘倩的专著《南街社会》可以说是对南街村的全景式观察，但如果如封底中所说的是对该村的第一本社会学学术专著就太过了。 第一，该本书并没有提出清晰的理论解释框架，社会学并非仅仅是记录社会的学科，而是去解释社会，需要的是智力与抽象思维能力。所以理论方是社会学的核心，没有理论的社会学是苍白的，甚至称不上社会学。第二，该书也并非首本，在此前冯仕政老师已经对它进行了学术研究。 冯 仕政 老师在2000年前后调查了南街村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再分配体制的再生》，但过了10年后，在期刊网上仍只能搜索到老师运用当时的材料撰写的两篇论文。老师在课上说他的博士论文做得太像人类学的东西，而新近发表的这两篇论文则致力于在理论上把南街村的问题尝试得更明白，提出了国家与市场互相演化以及国家政治文化的解释框架。 但是，仅仅如此，仍然让人感到沮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十年意味着极大的变化，不仅在国家政策产生变化，在个人层面上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南街村在这十年内一定变了，这种变化是研究的契机，而事实上学界却没很好地把握这一研究契机。社会在变，而我却自岿然不动。这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淡定呢？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漫不经心，一种在行动上与思考上的懒惰。 在庇护主义之下，南街村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地方。首先，这个村并非世外桃源，并非一个超然世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正如王宏斌所说的“外圆内方”，对内进行集体主义的治理，对外则以集体的身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行列中。可南街村的成功并非仅靠内部的，更不是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的维持。南街村在早年被树立为“典型”，并因此得到了许多外部资源，促成了这个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