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畏的旅行

宝安，本为古县名，曾辖今深圳地区1600余年。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后，宝安成为区名，为新立的深圳市所辖。如今的宝安区工厂林立，已是中国工业化的前哨站，而各操南腔北调的外来打工者则是这里的主流人口。坐落在龙华的富士康是一台庞大的工业机器。在这座拥有30万工人的工厂里，机械设备昼夜不息地运作，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着单一的动作，日复一日，秩序井然。 晚间，下班的工人们涌出来，流动在街道上，或是到商场买东西，或是去大吃一顿，也有三五成群到去迪厅放松的，也有回宿舍倒头就睡的，还有站在天桥上抽烟发呆的……到点上班，够钟下班，这样的生活很难说究竟是快还是慢。在这节奏里，前一阵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也仿佛早已冷却成了陈年往事。 “观看的朋友，请在左右两边，让我们把空间留出来给更多的人跳舞吧。谢谢！”每晚8点到10点，都会有这样一群身着明黄衣服的年轻人在龙华的理家广场上组织和带动工人们跳舞。动感的音乐，振奋的励志口号，主持人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带动着全场工友们舞动起来。这样的舞场是免费开放的，教学也是免费的。这样的活动是谁组织起来的呢？在醒目的黄色衣服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欢乐海洋”。 打工仔邱彬彬 组织创始人邱彬彬（图/无畏） 1981年出生的邱彬彬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这个来自江西，身材健壮的年轻人曾打工10多年，进过服装厂、学过修车、送过快递、当过保安、还在移动做过信号覆盖。凭借着多年打工的积蓄，如今他在观澜的富士康旁边经营一家蛋糕店，自己当起了老板。这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羡慕那些有机会读大学的人，因为在大学能接受更多知识，激发更多想法。不过，邱彬彬也有自己学习的方法——他买了许多名家演讲的光碟，学习各种知识和技巧；他还喜欢听励志的故事，读励志的书，用前人锲而不舍的精神来激励自己。 开始学跳舞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他接手爸爸在上沙广场经营的舞场，坐在入口处收门票，但一开始却是门庭冷落。为了舞场的经营，他决定学习跳舞。神奇的是，平时学东西不快的他居然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内就把一套舞步跳得娴熟，还做起别人的师傅来。这样一来，舞场的经营就变得越来越好，高峰期甚至能达上千人。本来举止粗鲁的他也从跳舞中体会到与人交往的乐趣，学会了友善待人。 成立“欢乐海洋” 高中毕业的邱彬彬不懂什么是NGO，也不知道公民社会。他的团队中大多数人都只有初中或中专学历，没人懂得那些陌生的学术词汇。不过，成立“欢...

从湛江回到翠园，一打开门，便是亲切的阿姨和一群弟弟妹妹。虽然是客居别人家中，但这样的场景让我这个很少回家的人倍感温馨。人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温馨吧。不过，我竟然如此地不知满足。 看完了钢之炼金术师的最后一集，爱德华和阿尔冯斯在恢复身体之后，又再次出发，一个往东行走，一个往西旅行。经过打破禁忌之后的漫长旅程，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寻找的不仅仅是原来的身体，也并非仅仅是炼金术。这样的东西也许是某件东西，也可能是未知的，但只有在旅途中才有可能发现。他们的做法启迪了我。移居翠园的一个多月里面，我认识了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同辈的青年，还有不少的老师。他们不断地带给我灵感与启迪，但我在接受之后却迟迟未能产出自己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客观上被某些事情牵绊着，也许因为主观上的踌躇不决吧。 我一个人搭上深夜的火车，往西去了湛江，也就是雷州半岛。 一路上，我和不同人交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他们交流，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旅行。 在廉江的麻风病康复者村石岗嶂村，见到了用冲——一个在广东海洋大学学社会学的年轻人。他一个人在这里做麻风村的调查。他从一年前开始进入这个村，前后七次，熟悉这里每个老人的故事。这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至今还没有向他这样做长期持续的调查，他实在是做足了人类学的功夫。 我跟着用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探访老人们。下午，我们和钟伯喝白酒聊大天，还唱起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老人们在得病后就被送入这个村子，在治疗之后却落下了一身的残疾。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不少人基本上与原来的家庭没有了联系，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能组建自己的家庭。这个小村子便成为了世界中的所有。在中国大地上，还分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子，一直以来都被人遗忘。 在经过意识形态支配和经济优先战略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且有一批人率先行动起来，去弥补人类的过失，去纠正文明的暴政。我在这里看到了家工作营挂的牌，原来这里也是工作营的服务点。两个月前，我还在大学城采访了工作营的领导者原田。这位异国人向歧视与不平等宣战，在他乡奋斗着。在这里又遇到工作营，我感到这是一种缘分。 晚上我睡在天台上，看到了漫天的星星，多得有些吓人。这几年，我每逢暑期都在某个农村呆上一段时间，看到足以让人惊叫的满天繁星。这样的场景只有很小的时候有过。不过，这一夜里，不远处的采石场彻夜运作，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大煞风景。钟伯的房子就曾被炸飞出来的石头砸穿...

昨晚在中山大学观看了一部以色列的独立导演拍摄的纪录片《Be Fruitful and Multiply》，讲述的是一个以色列犹太极端正统派社区中女性的问题，她们被赋予了生育的义务，一个女人总要负担十多个孩子，因为这是圣经旧约对她们的要求，所以她们只得遵守。整个社区形成了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这些女人就被牢牢地捆绑在繁重的家务和照样孩子的工作之中，她们的生活早已被圣经所决定，受到社区拉比们的控制。 导演Shosh Shlam也来到现场。会后，我也同她进行了交流。因为我本身也拍过纪录片，所以完全理解拍摄一部纪录片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当然，Shosh Shlam拍摄的纪录片要远远比我专业许多，好很多，她的作品让我十分羡慕。 大学以来，我看了不少纪录片，其中最让我震撼和欣赏的当属NHK的纪录片，激流中国系列和沸腾都市系列的片头曲总是让我热血沸腾，让我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脉动，让我更想深入到这个社会中去，特别是用镜头，用拍摄记录的方法。 班忠义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纪录片导演。那年，当她的妻子给我们上课时候播放他拍摄的纪录片《盖山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凤凰卫视给他做过一期节目，难怪乎我有印象。而当他带领他的基金会来我们班交流之时，坐在台下的我很兴奋地对他说：“班老师，我认识您！” 这是大学二年级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仍然黑暗中的日子中不断地挣扎、求索，我总觉的上天那么不公平，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长时间的黑暗日子？但我知道，越黑暗，我的光越亮。当时还任学生资讯中心的记者，其实我只是摄影记者而已，但是我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当文字记者，因为我自己知道，单纯的拍摄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欲望，我还要写，我需要一种更大的主动性。所以我抓住机会，又以资讯中心记者的名义去对班老师进行专访。一个人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搜集这些影响素材，去关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群体，对我来说，是一件真正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事情。 那时候，我仍然很孤立无助，总想着要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状况。而大二的尾声，我如愿加入了爱心中国行，去了贵州。在海时师兄的鼓动下，我真的拿起了DV，真的开始拍摄纪录片了。器材是借的，脚本根本没有，临走时候班老师还送给了我一个三脚架。我在黔西北走走拍拍，拍了土房里的农民，拍了危房般的卫生院，拍了十分有见地的村支书。 有一次，我碰到医院中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真想一直就跟着她，拍摄她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