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戴上口罩，打开手机上的核酸码，排着相同的队。核酸采样员助理穿着蓝色防护服，打开他的手机扫你的核酸码，进行信息核对。然后，还要看看前面做核酸的队伍是否满十人了。如果满十人之后，就要让下一位手持试管，因为10合1混采检测。这位手持试管者，有的地方称“队长”，有的地方称“管长”。有人说，这辈子做过最大的官，就是核酸队长。
接下来，你在核酸采样员前面坐下，张大嘴巴，核酸采样员掏出棉签，熟练的伸进你的喉咙中采取样本。采样过程仅持续几秒，起身走人，摘下口罩，等待健康码上显示24小时核酸。第二天，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重复以上的极具仪式感的过程。
在几年前，我对核酸的记忆还只是中学的生物课本，具体是什么东西早就记不清了。而今，核酸却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了。从每周一检，到72小时一检、48小时一检，终于到了24小时一检。应该已经做了100次核酸了吧，甚至超过200次了？记不清楚了，就像起床洗脸刷牙然后吃饭一样，做核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恍恍惚惚中记不起自己到底做了核酸没有，再努力想想才回忆起几个小时前做核酸的动作。就像有时候出门后怀疑自己是否关了门，其实关了，只是已经养成习惯，大脑没有去特别记忆这个动作。这似乎又像是一种强迫障碍（OCD），担心没有24小时核酸，第二天就进不了自己家门。
如果真的忘记做了，第二天会有短信发来温馨提醒，也可能会有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来亲切问候。当然，自从发明了团体码，团体内部还可以互相监督，保证每天准时准点做核酸。
养成一种习惯不容易。例如，我想养成每天看书、每天写作的好习惯，但总是很难坚持。我也想学好一门新语言，可是没有语言环境，没有养成用其他语言沟通、思考的习惯，我也很难坚持。说实话，疫情三年来，没有踏出国门一步，不断的封控让我经常连家门都难以踏出。唯一一次去了澳门，看到满街的葡萄牙语让我有小许兴奋，可是后果却是迎来近两个月的封控。
对语言仍然感兴趣。但是，疫情三年来，我一种新语言都没有学会，学过的旧语言也在遗忘。尝试通过网络视频通话学习，但也很难实际奏效。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哑巴英语的时代，对我来说，足不出户学语言可能要比登天还难。几年前，我还在地球上东奔西跑，对学习语言无比自信。
平时眼前见到的人越来越少，社交只剩下虚拟的网络会议。相信长此以往，我们很快就能赶英超美，跨步迈进“元宇宙”了。每天见到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核酸现场，大家一起戴起口罩排着整齐的队伍，简单重复着一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整个仪式过程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庄严肃穆。戴上口罩好似中国古代祭祀前的斋戒沐浴，又如进入清真寺的净礼，进入教堂前在洗手盆中洗手。甚至也像在进入日本茶室前在庭院中蹲踞洗手，无关宗教，让你进入另外一个神圣的空间。核酸采样员好似行圣餐礼的牧师，只是牧师给的是葡萄酒和面包，核酸采样员伸出的是棉签。
这个仪式，成为疫情三年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南京还有位艺术家，把微型摄像机放到嘴里，记录这个新的生活常态。可是，这一共同的仪式不会让我们产生什么社交和连结，也似乎没有增强团体的归属感。我以上的过于浪漫的比喻是否太不恰当了？这只是在对抗一个叫做“新冠”的病毒。
我孤身一人过来做核酸，又孤独一人离开。偶尔打开手机，确认下我的绿码是否还在。
参考资料
1. 我，深圳人，这辈子最大的官，就是核酸队长，深圳卫健委公众号，2022年3月10日
2. 做核酸有“被捅”的感觉吗？ 将微型摄像机放进嘴里的中国艺术家，BBC News中文，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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